不断进取脱颖而出 励精图治再攀高峰
时间:2014-03-27 来源:

挫折励志,逆境成才。吴佩衡没有被困难吓倒,逆境和挫折反倒激起了他登高图强的决心。他一方面专心应诊,一方面抓紧时间博览群书,虚心遍访名医,仔细就地考察,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也发现,众多医家长期以来一直认定云南风高物燥,病多温燥而少寒湿,春、夏、秋三季皆禁用温辛药物,乃至连花生、辣椒皆被列为忌食之品,姜、附诸药更不待言。他对这种沿旧习而不从实际出发的治疗方法,实在不敢苟同。他认为,医者事关人之性命,若不去研究疾病的规律,不探求它的机理,一味盲目从事,就会贻误病情,害人误己。他常引用清代医家柯韵伯所著《伤寒来苏集》中的一段话来告诫自己:“夫四时者,众人所同,受病者,因人而异,汗吐下者,因病而施也,立法所以治病,非以治时......仲景因论立方,岂随时定剂也。”并效法清代医家陈修园“日间临证立方,至晚间一一于经方查对”。

他坚持从中医名著中吸取营养,又在实践中验证提高,认真总结经验,也从不回避失败的教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立案被查。在一丝不苟的考察和不断探索中,他终于掌握了云南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特点和不同季节致病的规律,也悟出了宝贵而严谨求实的治学原则。他曾说:“盖凡一种学问,非寝馈其中数十年,断难知其精义之所在,古今医理,极而难穷,欲得一守约之道,实未易也。”吴佩衡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不仅享誉病家,而且也提高了他在当地医药界的地位。

吴佩衡虽声望日高,但仍十分谦虚谨慎。他一方面不断总结临床经验,一方面集中精力研究仲景学说,大力倡导经方学理,倡导阴阳学说为中医理论之精髓,辨证论治是临证诊治的准则。吴佩衡在探求学术真理的道路上,冲破了当时一些市风旧俗,在云南医药界引起很大反响,加上连续治愈了一些群医束手的疑难重病,声名鹊起,深受医界同仁和广大群众的敬重。他被选为昆明市中医师公会执行委员,步入了昆明医界名医之列。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顿时社会舆论哗然,全国中医界反应异常强烈,纷纷集会抗议。吴佩衡在昆明闻讯后,拍案而起,与几位同道一起,召集云南昆明及部分专、县名中医代表及药店老板开会,抗议废止中医案。他在会上慷慨陈词,激起三百多位与会者对当局之举的极大义愤,并将抗议书发往南京政府。与此同时,上海方面也来电邀云南选派代表,参加三月十七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遗憾的是时间过于紧迫,交通又不方便云南省未能派代表参加会议。

上海的全国会议不但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还派代表到南京请愿,面对面进行斗争。殊不知一月后,不仅不收回废止中医案,反而变本加厉的对会议代表施加压力,还变着花样出台了一些新规定用来限制中医。这样更引发了全国中医界更大规模的抗争。

1929年11月,昆明市中医师公会推举吴佩衡为代表,赴沪参加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吴佩衡不负重托,在同道们的资助下,克服万难,千里迢迢,乘滇越铁路小火车,辗转河口、海防,再乘法国轮船转香港,而后抵上海,总算赶上了十二月召开的会议。

到会的有国内十七个省及香港、菲律宾等地区和国家223个团体,共457人。会议规模之大,代表范围之广,在中国中医药史上是空前的。吴佩衡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

会议推举了27位代表赴南京请愿,其中包括吴佩衡在内的七人为中心辩论发言人。总统府秘书长等人接见了代表。在一些国民党元老的支持下,总统府文官处发出通知,撤消了教育部、卫生部、中卫委员会的命令。喜讯传出,全国各地中医诊所、药店放鞭炮庆祝胜利。

这次团结一致的斗争,增进了各地医家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吴佩衡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特地登门拜访各地名家。上海的中医同道认为,吴佩衡理论水平高(他的第一篇论著《临证医案选》被收载于1929年出版的《全国名医案类编》中),希望他能留在上海行医,以便经常相互切磋医术。在上海的云、贵、川三省同乡,也多方挽留。吴佩衡三思后,也觉得暂留在东方大都市上海一段时期,可使自己见多识广,取长补短,对提高自己的医术会大有裨益。另外,他希望过段时间,再到北平去研讨南北两大中医流派的异同。于是吴佩衡就把妻子、儿女也接到上海,安定下来,开业行医。

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二六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行政院长谭延闦联合陈立夫、焦易堂等中委七人提出成立中央国医馆。焦易堂出面聘请吴佩衡出任专任委员。吴佩衡不愿做官,婉言谢绝。后改聘陆渊雷接任。

1936年底,日军侵华,时局紧张,于是吴佩衡告别了行医七载的上海,带着家眷绕道香港、越南,于1937年2月返回昆明。

吴佩衡回昆明后,即在位于市中心的“近日楼”西侧,古城墙下的万钟街,先租用,后购置了一座楼上楼下三间的砖柱木结构旧房,翻修后,用清新的天蓝色油漆粉刷。楼上住家,楼下为诊室。国民党元老于佑任亲笔题书的黑底金字横匾“国医吴佩衡诊所”,挂在大门正上方。吴佩衡白天为登门寻医的患者悉心诊治,夜间还得接待急诊病人或出诊,夜深人静时,他要总结一天的医案并参阅中医专著。一天下来,几乎筋疲力尽。

吴佩衡回到昆明,重新活跃在诊治疾病的第一线。他高深的理论,精湛的医术,极高的疗效,深得医界同行及病家的敬仰。他对患者部分高低贵贱,一概满腔热忱,认真负责,敢担风险,全力抢救的医德医风,也广为社会赞誉。1939年,他被公推为昆明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1942年成立云南省中医师公会,又被推举为省公会理事长;又受聘兼任云南省中医考试主试委员会及云贵考铨处中医考试襄试委员会检核委员。吴佩衡性格豪爽,主持公道,热心办事,受到医界同道褒奖。云南中医学院孙岱宗回忆自己当年参加云贵两省中医会考的情况时激动地说:“云贵两省受考中医30余人,齐集昆明圆通街连云巷底原考试院云贵考铨处大厅候考,吴理事长健步进入考场,全场立即鸦雀无声,肃然起敬。他宣布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夹带,不得中途外出;如果触犯考场规矩,立即令其离场。他在场内走来走去,两目炯炯有神,注视着每一个受考者。充分体现了他拔取真才,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此情此景,印象颇深,犹可回忆。”

那时候吴佩衡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他不怕忙,不怕累,在繁忙的诊务之外,还集中精力总结中医内、妇、儿科的治疗经验,更进一步深入研究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以及清代名医郑钦安的《医法圆通》、《医理真传》等经典名著,汲取名家学说的基本思想,在虚寒重证的诊断、治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疗效卓著。